“《全译本》工程不是几个人的单打独斗，而是一个跨省域、跨学科的大团队分工协作，并形成合力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又称为东京审判，是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国际审判，历时两年半，开庭800多次，形成近5万页英文记录。翻译庭审记录，挑战重重——法律术语、军事知识、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。2013年，该领域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。2017年第一辑10卷问世后，一个棘手问题逐渐浮现——第一辑的译者来自全球各地，无法定期面对面沟通，翻译质量和效率保障带来极大挑战。中文版问世后，《全译本》将成为抗战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。第四，多语种对比。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法庭工作语言虽规定为英语和日语，但实际还涉及汉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和蒙古语。叶兴国带领成员制定了五条原则。 首先是规则先行。团队建立了术语库，统一人名、地名、事件名、机构名的译法。到第三辑结束时，术语库词条已超过1万条。该范围教师、翻译团队负责人杨爱军举例：“同一个日军将领的军衔在不与此同时期有变化，必须仔细区分。陆军省、参谋本部这些机构名称，40卷里要保持一致。” 第二，团队协作。与第一辑全球散兵的模式不同，越秀团队每月举行一次线下研讨会，译者面对面交流疑难难题。第三，技术赋能。团队将第二辑内容建成1500余万字的中英对比语料库，为第三辑翻译提供强有力支撑。“如果不对照日文版，不联系上下文，很难发现。” 一个典型案例是伪满政府机构名称：英文版“the Office of Internal Affairs”，日文版译作“宫务局”。再者是突破语言瓶颈，扩大读者群体。英文版和日文版存在语言门槛，能直接阅读的学者有限。叶兴国介绍，翻译团队发现，仅1948年2月19日一天的庭审记录，英文版就有10处记录瑕疵。该范围难题，更大的挑战来自心理层面。 2021年春节前夕，叶兴国正在翻译涉及东南亚多国屠杀的内容。于是团队加注说明——“原文如此，经查证实际日期有误”。类似这样的“译者注”有数百处，甚至上千处，部队番号写错、日期记错、人名拼错等，团队一一标注。过去五年多，双方在上海和绍兴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。叶兴国特别提到判决书校订者梅小侃——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女儿、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博士。“她态度非常严谨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。”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，叶兴国反复强调：不仅要“忠实于原文”，还要“忠实于历史事实”。叶兴国说：“史学学者、法学学者、翻译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，都能从中挖掘素材。但团队查证历史档案后发现，1932年溥仪头衔是“执政”，1934年称帝后才设“宫内府”，最终将其译为“内务处”，与日文版不同。但团队查证日文原版日记后发现，3月19日的日记中根本没有这段记载——实际出目前3月13日。第五，跨学科协同。翻译团队是英语商讨者，校订团队则来自史学和法学。当原文存在错误时，团队不擅自改动，而是加“译者注”阐述。 他以日本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日记为例。”据翻译团队负责人、该领域原校长叶兴国统计，十年来共有百余人参与了《全译本》专项，包括顾问、主编、编委会成员、译者、校订者、编辑等。” 该范围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探讨院副研究员赵玉蕙觉得，《全译本》的最大价值在于：让东京审判这份“最原始、最核心”的史料有了中文版本，中国学者从此不必再完全依赖英文或日文去研究这段历史。在翻译团队看来，《全译本》的出版具有三重意义。 首先是维护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。她指出，东京审判同纽伦堡审判一起，首次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，这是战后国际法的创举。“心情非常不舒服，血腥行为太多了。” 杨爱军也深有同感——审校第33卷时，他每天面对证人证词中的血泪控诉。英文记录称1942年3月19日宫内大臣到木户办公室谈及香港暴行。最后是提供商讨“富矿”。团队在每卷卷首增加了一页说明，概括该卷包含哪些开庭日、审讯内容；每卷卷尾附上人名、地名、事件名、机构名的中英文对照索引。叶兴国提出：由越秀组建一支校内翻译团队。 出版社要求先做试译，结果越秀团队的译文得到了认可。“那些不是数字，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”。但也正因为这份“难受”，他们才更要翻译准确。自1946年审判以来，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在试图否认其正义性，尤其是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急剧膨胀，中国作为受害最深的国家，理应担当起维护审判历史意义的使命。而《全译本》的问世，为中国的东京审判探讨“打实了地基”——只有地基扎实，才能在国际上展开真正平等的高水平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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